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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一)
 
李慎明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难以讲清的大题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一是需要用一定的篇幅,二是有时也须引用一些必要的文献,三是笔者只能从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进行梳理和认识。
一、“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概念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主要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但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党和军队、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之所以只提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而没有把军队单列出来,是因为广义上的政权概念,已经包括了军队。至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也应遵照《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就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确立的。其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的依据来自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但“从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也就是说,这一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这个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本文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体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语的重复。
什么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可以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我们党《决议》中所说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是如何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此定性,我们党才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把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简化为“两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可以“定论”。至于“两件事”中的第二件,绝大部分同志依然拥护和维护《决议》精神;但毋庸讳言,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看法,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延续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说,直到阶级的完全消亡。
《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的同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决议》的作出,距今已整整30年。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种种评说。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据笔者所知,当年有此误解的同志中,现在有不少人已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要反对两种倾向,这就是《决议》中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两种态度,都不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科学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探索和思考当中的正确成分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从而牢牢记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进一步科学、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
近些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使笔者更加感到理论的重要。但坚持和发展正确理论的前提,是正确对待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近些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同时,也对1957年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进行了相关思考。思考中,总有这样一个问题盘桓在自己的脑际:在一个相当长的党的各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总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他的功绩为何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他的种种错误为何突然涌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来。近些年笔者在想,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能不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呢?同样不是,人的错误思想的来源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只不过,正确思想是对社会实践正确的反映,错误思想则是对社会实践的错误反映。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同样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其肇端发始于何时何由?探寻此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时代的变迁和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逐渐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的过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视保持党、军队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深刻论述党、军队和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始终不断进行着认真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这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军队鲜明无产阶级性质战略思想探索的端倪显现于1927年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湾改编”。那时除了整编部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不仅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丰富了党内民主和保持党的性质永不变色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同时也显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时。当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1933年,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和训令》明确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绝不姑息。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思考进一步显现于延安时期。黄克功,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毛泽东致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这对当时全党、全军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永昌演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但让他更加关注的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郭沫若应约撰写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关于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考更直接地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当时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黄炎培通过在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与一群生活俭朴但又充满生机的共产党人的短暂接触,深信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全国执政,但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曾有过多次明确阐发。1939年11月,他《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又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笔者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通俗表达。毛泽东关于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实质上是党在夺取政权前特别是在执政后永远保持党的根本性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从而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实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也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 这说明,这不仅是毛泽东当时的思考,也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同思考。
这充分说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思想政治领域,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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