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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二)
 
李慎明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对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有所启示。
接上文
三、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
可以说,与黄炎培谈话之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课题始终萦绕在毛泽东心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一个多月后,日本即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拉开大幕。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几乎全力指挥战争,但他十分强调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 。1948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要求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并明确指示:“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 军队内部开展的三大民主运动为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
在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知,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可能又涌上毛泽东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还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他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时间没过一年,即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来到哈尔滨,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内视察。在哈尔滨吃第一顿饭时,即发现招待的十分丰盛。他当即提出严肃的批评,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2月28日,他到了沈阳,当地饭菜安排的比哈尔滨还好。上述两餐他都因同时从苏联返回的胡志明在场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而没有“罢餐”。在沈阳这顿晚餐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饭后,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严肃批评并愤愤地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心很快被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十分忧虑,他甚至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 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 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包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当毛泽东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事实正是如此。
对刘青山所犯错误,并非无人抵制。但刘青山振振有词地回应:“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种打天下、坐天下、享乐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及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党政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上述思想的熏染,这种思想也不可能随着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而从一些人的脑海里消除。享受与特权、特权与腐败的界限在哪里,对于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就更加分辨不清。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对快速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管理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所有权的根本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领导干部意味着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而在建设时期,管理权的相对集中,也为一些官僚主义甚至腐败分子提供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追求特权享受的便利条件。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只是刚刚破题。他在抓三大改造,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的同时,对“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的现象高度重视,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滋长的现象高度重视,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的现象高度重视。因此,他强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5月4日,又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 。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了22位中、小学教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为《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5月14日,毛泽东读了发言摘要,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57年的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误解。整风的本质,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保障党不变质。开展整风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肯定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
但是,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公然说:“现在政治黑暗”,“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毫不隐讳说“请共产党下台”。在此情势下,我们党不得不中止整风,被迫开展反右斗争。《决议》指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还会发展为政治斗争。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与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本人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央其他领导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就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 勇于承担责任,坦诚地作自我批评,这正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了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给这些领导正好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普遍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
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事隔50余年的这种自白,进一步证明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当然,我们也充分看到,党对当时右派进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确实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在反右斗争时也确实采用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使大量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牵连。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使刚刚形成的民主空气被严重破坏,毛泽东原想通过整风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但没有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助长了原来所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反右斗争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重新作出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此党的指导思想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发展。这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给中国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
四、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
1958年后,毛泽东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间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如何跳出周期率,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主题他始终念念不忘。在1958年5月20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一次严厉批评令人厌恶的官气:“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回顾和总结历史,我们应十分关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理论形成的国际背景。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
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泽东与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的严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会议《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上述论述后指出:“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笔者认为,此画龙点睛的评述极为重要。
在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也曾一度头脑发热,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但正是毛泽东最先察觉并开始加以纠正的。为了从根本理论上解决问题,他一方面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建议大家一是读斯大林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是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每人每本读三遍,以纠正上述偏错。另一方面,从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几位秀才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发议论。他在议论中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大问题。
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笔者印象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示。他在其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在这则批示中他预言: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二是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对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注。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这一批注中,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此批注表明,他当时已判定:党内出现了一个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显然是把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并为他晚年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回顾毛泽东上述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当时的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由于其他中央领导的错误认识,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在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965年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越来越严重,愈来愈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看法: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或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使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为严峻。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阐发井冈山精神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还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党已经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其根源是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结果在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还说:“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意义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此时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虽有正确认识,但对阶级斗争的全局形势却作出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估计。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实质上也是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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