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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三)
 
李慎明
接上文
五、相关思考
1.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谈,要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二是不能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反对这两种倾向,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充分看到,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义。《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决议》这一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 的指示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的结论有无比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恰当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保证我们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分根本的政治共识和思想理论基础。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决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评价的小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关涉我们党、国家、人民和军队的根本前途。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这不是危言耸听。毫无疑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认为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决议》做出后,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衷心拥护。但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寻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导引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宁。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步骤,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内容。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
下面,请允许笔者再用一定篇幅列举几段相关谈话进一步说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今有关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是周恩来的一段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笔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是叶剑英的一段谈话。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笔者: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三是黄克诚的讲话。黄克诚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却不顾年迈体弱,几乎双目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四个多小时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黄克诚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克诚1980年的重要讲话,在今天无疑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江泽民、胡锦涛也同样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2011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还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这番肺腑之言和坦荡无私的品质与胸怀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俞正声这些论述也进一步说明党的《决议》和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正确。
2.一定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比较清醒的。他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主张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同时进行研究,而不能举此而遗彼。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性的错误估计,他越来越多地关注上层建筑,忽视了对生产力的研究,而过多地关注上层建筑的研究,这就逐渐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以至于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历史曲折,甚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若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这种阶级斗争,决不能扩大,但也决不可熟视无睹。如何既正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又不搞扩大化,确实有很大难度。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邓小平强调:“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消失了,是在理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他的无比英明之处。邓小平在对起草《决议》的意见中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兼顾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就是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在经济领域,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就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初次分配中努力实现公平,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只有坚持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才能有效克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效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有效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和发展,确保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永不变色,从而也才能有效加强社会管理和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在政治领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继续探索我们党在执政的条件下,逐步建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创新机制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竭诚服务。只有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在我国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党和政权才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3.一定要正确区分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动机及其实践等
一是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里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是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作用影响分不开。
三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 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绝不是普通的人,绝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本文前面已引用过邓小平和《决议》的不少论断,并在这里又引用了毛泽东早年的心迹作答,不再赘述。但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1)“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用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曾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 。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 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无奈境地,以至于他在交代后事时说出“遗产”“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之类十分伤感的话语。这样,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严重相悖。
(2)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统一论者。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真正的历史地位。
(3)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在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即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等等。
(4)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
4.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1980年1月16日,即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就严肃地指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 1982年4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 1989年5月,邓小平又强调:“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89年9月,他强调:“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1993年2月,他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江泽民也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这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关于党执政后党与政权有可能改变其本来的性质甚至亡党亡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高度共识。
5.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毛泽东就国际问题亲笔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1961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的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认为:“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正确,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理论上坚持与发展、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的同时,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以找到一条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前进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才能长期执政,直至最终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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