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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层治理中维护执政安全
 

      ——读《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古今中外,人们努力以各种办法防治腐败,不懈追求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但腐败易发多发频发的现象仍此起彼伏。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对17-19世纪中、英、美等国三段公认的腐败高发期,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须对腐败进行顶层治理以维护执政安全等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思路,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首先,辨析腐败高发期的异同,有利于更加理性地认知反腐败斗争形势

腐败,古已有之,今亦未止。因此,研究和治理腐败的实践从未停歇。马克思所说的17世纪“世界史形成”即全球化以来,各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不再是“内政家务”,而具有了彼此审视和相互关联的全球意义。

该书敏锐地注意到,传统腐败(掠夺型腐败)在17世纪我国明朝爆发,权力经济和商业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交错,从顶层的万历皇帝、首辅大臣到底层的宦官、胥吏,从巨商大贾到市井小民,在“金瓶梅化”的贪婪奢靡和腐败狂欢中,陷入“历史周期律”。转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在18世纪的英国博弈生成,国王乔治三世为了操控议会,亲自搞贿选,“王政”、政党和资本三种力量首度交会于工业革命的大熔炉,贵族秩序依然存在,但金钱重于血统已经成为新的基石。现代腐败(发展型腐败)则是到了19世纪的美国,由格兰特总统引发的任人唯亲的泛滥,其任命的“腐败内阁”丑闻不断,美国社会在造就高速发展中,也迎来了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的顶点。如果把17-19世纪中、英、美三国的腐败高发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从掠夺型腐败向发展型腐败过渡的历史轨迹。我国明朝的掠夺型腐败,是农业文明社会和君主专制政体下传统腐败的代表,核心是不加掩饰地掠夺和征敛。美国的发展型腐败,是市场经济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下新型腐败的代表,核心是在貌似民主公正的竞争中,垄断了发展的资源、机遇和利益。而英国的过渡型腐败,则恰如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形态,国王专制滥权和商人垄断特权兼而有之。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私有制的形态变化、生产力的革命升级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宏阔视野中,寻找腐败高发和演化的规律,提出了现代腐败的“美国原型论”。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完成了从经济到政治对封建制度的全新跨越。恰如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在18-19世纪“奠基”一样,现代腐败以资本配置权力为核心特征,其趋于“完形形态”的政党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行政腐败、金融腐败、选举腐败等具体表现形式,在这一时期更趋典型。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兴起的过程,以及利益最大化、资本特权化等经济性动因,对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腐败演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现代腐败可以看做是自英国开始转型,并在美国最终定型。

这既符合“先发”国家和地区总是最先遭遇各种新型腐败的一般性实证观察,也在该书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曾经是权力垄断财富的传统掠夺型腐败,经历了以财富换取特权的过渡型腐败后,演变为资本配置权力的现代发展型腐败。从历史上看,腐败高发期作为人类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腐败现象爆发的特殊发展阶段,以顶层腐败为核心标志,以官员蜕变、政策失败、体制衰败和社会颓败为一般特征。该书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清我国当前一些地区和领域腐败易发现象与真正意义上的腐败高发期的重大区别,清醒把握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方位、实践进程和行动方略,克服反腐败“速胜论”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成果和决策支撑。

其次,把握腐败高发期的流变,有利于提高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说服力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构成“历史的终结”。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变局下,“历史终结论”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制造了一种重要的话语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形式,历史“终结者”可以对别国的发展道路颐指气使。但《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通过大量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19世纪以来,英、美等国之所以能走出腐败高发期,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权力分立、政党竞争乃至舆论开禁等政制层面,而是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财政-军事国家”转型中,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矛盾对立,特别是为实施收入调控、税制改革、社会保障等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空间。因此,我们看到英美两国既在18-19世纪人们对腐败的特殊宽容度中,收获了国家成长的特定“腐败红利”,又赢得了在20世纪的某种国际道德优势和舆论强势。

人类社会腐败高发期的历史表明,西方不仅不是腐败的历史“终结者”,而且还在腐败高发期的历史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相反,腐败的历史从未被终结,铲除腐败也从未停歇。该书指出,如果说确有什么腐败治理模式的话,其重点既不是所谓“宪政制度的胜利”,也非所谓“西方经济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顶层和统治集团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续和社会的黏合。如今,西方一些国家动辄对别国所谓“腐败政制”横加干预,甚至把腐败问题作为妖魔化别国并实施和平演变的“工具箱”,对别国进行“休克疗法”和政权颠覆,即便不是“忘本”之举,也是别有用心之谋。因此,搞清楚英、美等国走出18-19世纪腐败高发期的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牢牢把握国际反腐败合作和对外传播的话语权,提高国内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加强公众舆论引导和社会心理调适,避免出现腐败治理举措和成效方面“言必称西方”的错误认识,防止由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原因造成的“腐败泛化”心理,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三,认清腐败高发期的历史,有利于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与英国18世纪中后叶腐败高发期是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交织一样,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腐败高发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如影随形。同时,18世纪末的英国开始“起飞”,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崛起,成为海上霸主,成就了殖民霸业。19世纪末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美国的腐败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经济起飞期、改革瓶颈期、文化转型期和社会动荡期高度重叠,可以说是在腐败的阵痛中,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和重组。相比之下,在17世纪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明朝却陷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并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之所以出现上述陷于腐败高发期的三个国家“两家重组一倒闭”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统治者丧失了执政安全意识和顶层自救能力,而英美两国的统治阶层却在自我救济中,规避了严重的执政危机。

贯穿于该书的一个带有原创性的重要概念是顶层治理,即通过对腐败进行顶层治理,以维护执政安全、保持社会稳定。与腐败高发互为表里的,恰恰是国家重组和社会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即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包括经济领域利益冲突、社会领域公正缺失和文化领域道德滑坡等。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根本的两条顶层治理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而这需要持续进行有效管用的顶层治理、顶层设计、顶层变革、顶层创新。

该书认为,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腐败治理的顶层治理或顶层变革路径,尤为重要。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贵族地主还拥有不列颠六分之一的地产,占据政府中许多职位和控制着议会中不少议席,但他们却在与新兴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妥协中,建立了“共识政治”;在渐进的社会变革中,避免了社会动荡和解体,使腐败的旧体制得以革新。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腐败高发的美国,则依托城市进步主义改革、黑幕揭发浪潮等社会化运动,以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对现行秩序加以规制重组,通过反托拉斯、调控贫富差距、实施舆论监督、加强社会立法等强力“组合拳”,使美国社会从危机边缘重新走向稳定。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的著名谈话中,已经给出了走出腐败高发期的路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监督之路。全球化时代拉开帷幕以来,传统社会因政治贪腐导致人亡政息的规律有了新演化:有效的顶层自救,可以实现国家从破产边缘的资产重组,可以靠顶层治理恢复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英美两国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历史,只不过是对腐败实施顶层治理的一个注脚。然而,一个关于当代腐败治理的悖论是:为走出18-19世纪的腐败高发期,英美等国事实上依靠的是以“个人收入社会化”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目标和方法,但今天西方向“后发”国家推销的却是以“社会收入个人化”为支撑的“传统资本主义”制度,或换汤不换药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适合本国国情、顺应历史规律的科学化反腐道路。

总之,对现代腐败而言,虽然腐败者并不一定需要强盗剪径式的直接侵占,但由社会不公、社会壁垒等因素引发的“腐败泛化”心理,伤害更大。在这种社会负面情绪之下,公共服务不完善、发展机遇不均等、社会福利不均衡等问题,均被等同于腐败问题,结果造成社会紧张关系扭曲,随时可能发生断裂。正如该书所指出: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执政安全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顶层救济能力。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腐败高发期,将会得到艰难然而却是持续有效的修订。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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