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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之二
 

 

八路军指战员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

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这次整风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主观主义的危害极其严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但是,党内长期以来并没有认清其错误的思想根源,所以错误接连发生。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

当时,教条主义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他们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常常是想当然,对本国本地情况不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乱下结论、乱发指示。党的历史上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急于取得革命胜利,因而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不顾敌人暂时强大和革命还暂时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采取所谓“进攻路线”,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梦想突然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和取得全国胜利。结果,造成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第二种,是从书本出发,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他们在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只会背诵书本上的某些词句、条文,空发议论,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认为,马列书本上讲无产阶级革命是从城市工人运动开始的,没有讲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称其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不懂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茫然无知。有一次,王明作报告,有人问他:“抗日战争几年能胜利?”王明回答:“4年。”问他根据什么说4年能胜利,王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年。”可见教条主义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这样一些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在实际工作中,甚至连一般常识也很缺乏。他们在指挥反“围剿”时,只凭一张军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他们瞎指挥,说他们愚蠢到不知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他们是“蒙昧无知的人”。

第三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应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错误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从本国实际出发,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王明等人却采取唯上、唯书、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态度。王明把自己当做“国际路线”的化身,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比如,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共产国际主张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王明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对苏联经验照抄照搬。苏联在国内采取反对富农的政策,王明便在中国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等过左的政策。苏联在1928年以后一段时间进行反右倾斗争。王明不顾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的“左”倾思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结果越反越“左”,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

以上三种情况,是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也是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某些经验看做是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把它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们醉心于狭隘的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对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独立、明确、系统的见解,因此往往同教条主义合作,成为它的助手和附庸。在党的历史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曾犯有同样的错误,如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的“正规战”观点等。

长期以来,党内对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错误一再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纠正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后,又出现第二次“左”倾错误;纠正了第二次“左”倾错误,又出现王明更严重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这些错误,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历史的经验表明,对我们党来说,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延安整风首先把锋芒指向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但是,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当时有一种糊涂认识,即认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本上的话就是理论;谁背书多、背得熟,谁就是理论家。按照这种认识,教条主义者把自己封为理论家,党内也确有人承认他们是理论家。为帮助广大干部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和阐述。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不是只会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而是那些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人,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知识的看法。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最有知识、最能引经据典。也有些人把受多少年学校教育看做是知识多少的标准。在他们看来,小学毕业就成为“小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就成为“大知识分子”,没有读过书的工人、农民,就被认为是“没有知识的人”。针对这种片面认识,毛泽东指出:那种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实际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教条主义者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知识,他们想充当中国革命的向导,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且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毛泽东对理论、理论家和知识、知识分子所作的正确解释,剥夺了教条主义者赖以炫耀和吓人的“资本”,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糊涂观念,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界限。

在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之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之“的”。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无的放矢”,或者“有箭不放”。当时延安主要存在“有箭不放”这种情况。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采取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3月、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同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朱德、林伯渠等率领考察团,深入农村、部队,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要实现党的统一,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遵义会议之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在党内外都有所表现。

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尖锐地批评了“闹独立性”的问题。他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进一步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尊重党,但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在他们单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在演说中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强调要反对党八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党中央十分重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革命文化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成为指导革命文艺和党的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在延安整风中,学习与组织上的适应性调整紧密结合。在整风关键阶段,即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和领导体制。 (待续)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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